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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山河|“豆子在手,权力在我”

时间:2025-08-20 07:24:00 点击数:0

■编者按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推出“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热血山河·青年记者重走抗战路”系列融媒报道。青年记者重走热血抗战路,在跨越时空对话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全方位展现山东人民英勇抗战精神。

位于菏泽市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82年前,鄄城县旧城村村民“豆选”出首任村长,建立起冀鲁豫边区第一个民选村政权

“豆子在手,权力在我”

7月17日,从鄄城县城出发,驱车向北,青纱帐一路相伴,行驶约20公里后,我们到达旧城镇旧城村。

同样是夏收前后,82年前,这里发生了一次在中国政权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民主之举——村民“豆选”出第一任村长——这是冀鲁豫边区第一个民选村政权。

第一次“豆选”有什么背景?民选成功后,村子发生了哪些变化?为抗战胜利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跟随一粒小黄豆,我们走进小村,“推”开了历史大门——

村民们自己选出“当家人”

88岁的常崇岭自出生起,一直生活在旧城村,还在20世纪90年代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他也是目前村里唯一在世的亲眼见过抗战时期“豆选”的老人,“但不是1943年第一次‘豆选’村长那回。”

“那时候,我还是个娃娃……”随着老人微颤的声音,我们穿越回那“特别热闹的一天”——

趁着农闲,早饭后,大家陆续来到“老家庙”。18岁以上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发了一颗黄豆粒儿。“不到岁儿”的常崇岭,没有豆粒儿,在一旁看热闹。

村民越聚越多,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出来,讲了投豆粒儿的规则:“想选谁,就把豆粒儿放在谁身后的碗里。不用看其他人,自己想选谁就投谁。”话毕,几位候选人走上前,一字排开坐下,一人身后一个粗瓷碗。每位候选人都说了几句,接着,“豆选”开始,大家都不说话了。

活泛的村民大胆走上前,先把豆粒儿放进碗里,其他人自觉排队跟上。在村民注视下,最初站出来讲话的干部和另一位干部清点了豆粒数,宣布了结果。

“虽然常大哥看到的不是冀鲁豫边区第一次‘豆选’村长,但基本情况是差不多的。”原菏泽市委党史委主任田浩存说,据有关资料记载,邢淮濯当选为旧城村第一任“豆选”村长,常海波为副村长。选举结果公布后,群众沸腾起来。他们抬着自己选出的“当家人”,吹起嘹亮激昂的唢呐,走遍大街小巷。新当选的村长、副村长庄严地向村民发誓:保证一心一意为咱村老百姓办事,一定对得起父老乡亲!

田浩存说,“豆选”选出的村长得到群众热烈拥护,说明这种选举制度及其所采取的方式,既顺应了群众的民主要求,又符合群众文化水平,“‘豆选’是在战时环境中进行的一次基层政权建设探索,充满民间智慧,顺应群众自我意识觉醒的趋势。所以,村民参与‘豆选’积极性高涨,后续民生民主运动开展得也顺畅。”

这次的成功“豆选”,绝非无为而成,而是党领导并精心组织开展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田浩存说,中共运西地委在郓城、鄄城两县的北部与范县交界一带设立了试验区,建立党政机关和农、青、妇、民兵组织,改造基层政权,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他们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鄄北旧城村作为试点,派地区抗联的一名组织部部长,住在村里帮助群众开展工作。”

“有了党的领导和群众拥护这两个基本条件,‘豆选’首先出现在旧城村,就能理解了。”田浩存说。

“豆子在手,权力在我”

骄阳下,菏泽市区,赵王河水静静流淌,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倚河而立。

这座纪念馆,对“豆选”作了充分纪录:纪念馆保存了一个被定为三级革命文物的粗瓷碗——1943年春,冀鲁豫区委书记黄敬,在南华县委驻地圈头村推广民主建政经验时,该村“豆选”使用过的碗;菏泽泥塑艺人康志敏,用泥塑还原了“豆选”场景,在纪念馆永久展出。

民主政权建设,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光辉的一页,值得永久纪念。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伪军反复“扫荡”、国民党加紧搞反共“摩擦”以及天气灾害等原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战胜困难,党领导人民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实行“三三制”、建设民主政权,就是其中一项。

1941年,陕甘宁边区在“三三制”原则下进行第二次全民普选,群众创造了投豆豆、画圈圈、举胳膊等别具特色的选举方式。“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首民谣最早响起在陕甘宁边区。

旧城村“豆选”,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的。

为扭转斗争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过去工作薄弱之处,是群众未曾较好地发动”。1942年,刘少奇同志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群众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干部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念,开展民主民生、减租减息运动。

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刘树燕认为,改造村政权,让村民自己说了算,是发动群众战胜困难的有效途径。“豆选”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说明了“豆子在手,权力在我”的道理。

由此,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山东根据地,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在根据地村级政权中,大都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一批庄户县长、长工村长、牛倌区长。

“被选者大多是作风正派、积极为群众办事、工作成绩显著的人。”田浩存说,建立新的民主政权的同时,根据地大力加强民主教育,一方面对干部进行发扬民主作风、遵纪守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教育,一方面对村民进行基本的民主常识和法律常识教育,从而防止新政权蜕变为旧政权,让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民主政权。

豆选仍有用武之地

“听以前村里老人说,‘豆选’的村长干得不孬,带领父老乡亲们学东西、搞生产,日子好了不少。”常崇岭回忆说。

田浩存解释说,“学东西”“搞生产”,就是我党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斗争热情,根据地得到空前巩固。

一个点的成功,为整个运西地区乃至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示范推动作用。据统计,到1945年初,冀鲁豫边区有12个专区、116个县政权、近2000万人口,成为敌后最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运西专署辖有18个县,成为全边区的第一大专区,运西军分区主力部队达到1.5万人,还有几十万民兵。

当“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发出,全面大反攻开始。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出命令,号召全边区军民实行总动员,投入抗日大反攻的滚滚洪流中,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树燕说,共产党以清脆的“豆选”,掷地有声地传达出政治主张,高举民主大旗,在扎实推进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中赢得民心,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引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同样在山东这片红色热土,沂蒙革命老区也曾广泛实行“豆选”等民主实践形式。如今,传承下来的“豆选”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

“找王书记!她懂土地纠纷政策,能说清楚。”“选徐大姐!她很会调解家庭内部问题。”遇到矛盾纠纷,就到镇综合治理中心找“豆选”调解人,成为临沭县青云镇居民的共识。

青云镇党委分管负责人刘思杰说,借鉴“豆选当家人”的理念,在综治中心设置“豆选台”,公示领导干部分管工作、职能部门工作职责等各项信息,群众“点将”,让其来主持“公道”,调处纠纷。“在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最大程度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持续关注双方的个体感受和变化,力争让群众对结果满意、过程舒心。”刘思杰说,今年以来,青云镇成功调处112件矛盾纠纷。

“‘豆选’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定位,意味着对全体人民意志的遵从,也是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敬畏。”刘树燕说,在后来的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大地上,“豆选”也极大地推动和保障了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落后情况下的人民民主权利,释放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豆选仍有用武之地”。

父亲的碗里,装下了所有黄豆粒

(注:据村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鄄城县旧城镇旧城村第一任村长为邢淮濯,任职具体年份失考。在旧城村多方打听,寻得邢淮濯的长子邢永华。邢永华今年70岁。根据邢永华口述,我们形成初稿。因他双眼已看不见,我们一边读稿,一边由其订正,力求细节无误。)

父亲能在今天还被大家提起,是因为他是冀鲁豫边区第一位民选村长。

关于豆选,他在世时,寥寥说过几句。他和好几个人坐成一排,背对村民,每人身后放一个碗;年纪超过18岁的村民,一人发了一颗黄豆粒儿,想让谁当村长,就把黄豆粒儿放到谁背后的碗里。

以前,我听村里老人说,父亲的碗装下了所有的黄豆粒儿,就是现在说的“全票”。但父亲在家没说过。

父亲1910年出生,当村长的时候33岁。他早早入了党,是民兵,有点能力,能组织动员大家。

我们旧城村紧挨黄河,过黄河就到了河南濮阳。当了村长后,他更积极地参与拉锯战中,经常“跑”黄河,送信件、物资。他常和我们说,当时条件不好,大家很能吃苦。冬天黄河没结冰,情况紧急,他们就撸起裤腿,蹚水过河。有一次,他过河直接冻晕了,幸好被救了过来。

后来,父亲成为中共四区(箕山)区委书记。我出生时,他是鄄城县副县长。他文化水平不高,按照安排,去菏泽地委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回来后,他一直说学习非常重要,他自己学习,也让我好好学习、好好劳动。

一放假,我就被父亲赶到地里干活。他说,每一个豆粒儿都不能浪费,要节约粮食。家里过得很简朴,我一直穿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直到进部队,才穿上了新衣服。

1958年,父亲去左营公社当书记。那时候,组织开展生产工作,父亲来自农村,对农村有很深的感情,就主动提出申请,去基层。他和大家一起搞生产,坚持实事求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来,我去左营,他们一听我是邢淮濯的儿子,直竖大拇指,说“恁爹是好人”。

自然灾害时,父亲想法设法弄来粮食,全部分给了村民,包括村里一个小偷。分粮食时,父亲特地叮嘱说,没人想当小偷,是因为太饿了,得给他一份,不能漏下任何一个人。

在基层时,父亲常常熬夜工作,连续吐血两次,被同志们用担架抬到县医院救治。后来,济南的医院检查出他的肺有空洞,肺病很严重。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1964年,他被安排在鄄城县人民医院当副书记,一年后,就退休了。

退休后,他就到我们家所在的肖宁街生产队参与生产劳动。每周,他都去参加退休人员党小组的组织活动,学习新的政策,风雨无阻。

1969年,父亲因病逝世,不到60岁。

父亲虽然脾气有些急,但他很善良,对同事朋友非常热心。他工作期间,有人找他帮忙,只要不违背规定要求,他都尽全力去帮。

这就是我父亲。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他,但年轻时忙于生计,现在身体又不好,一直没成。这次,你们找到我,我特别感动。真的很感谢你们还记得我父亲,乐意来听他的故事、写他的故事。父亲一定很开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被人记得,还有人愿意费心费力来认识他。

藏在大众日报里的民选细节

“豆选”中,一位村民只有一颗豆粒儿么?选举前,选民如何了解每位候选人情况?选举中,会有舞弊现象么?关于“豆选”的种种细节,我们在80多年前大众日报记者若珊、包慧分别采写的《“咱们今天出了头!”》《一个村的民主改选》两篇报道中,找到了答案。

《一个村的民主改选》这篇近2000字的稿件,没有将笔墨只局限于那场发生在村里的“豆选”,而是以“豆选”这个事件为轴心,向前、向后延伸,充分阐述了前期发动、公民登记、候选人提出等相关程序的必要性、重要性,增强了大众对“豆选”民主性的认知,为更广泛地开展好“豆选”营造良好氛围。

大众日报刊发报道《一个村的民主改选》

关于选区划分,稿件是这样表述的——公民小组的划分,是按性别及公民登记册子划的,没有注意到年龄和公民的家族关系。因此就出了毛病,有的媳妇见了婆婆,儿子见了父亲都不敢说话,随同他们的意见。有的一家三个公民编在一组,开会时往往一个人作主。从这里得出一个经验:划分小组时父母和儿、女、媳妇一定要分开,尽可能青年妇女编在一组。不然的话,就不能打破家长统治,彻底发扬民主。

记录“豆选”这一特殊时期的民主形式,记者没有一味夸赞,而是客观公正地记录“豆选”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并由此进行思考、总结经验。文中还有多处记者感悟,比如“这样就在登记和审查当中,同时对公民进行了教育”“在会上就明显看出各群众团体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群众对竞选认识不够,也发生了泄私愤的现象”等,这对当时其他地方更民主更科学开展“豆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相比较而言,《“咱们今天出了头!”》更像一篇会议侧记,生动记录了临沭县一个基层农救会成立的过程,指引读者走进气氛庄严而热烈的“豆选”现场。

“会场上换上了新的标语。‘我们要选举真正好人到区农救会负责!’‘大家选举的要大家服从领导’农救会的誓词摆在台左,十三个投票用的小罐子编好号码放在长条桌上,充满了庄严的空气。代表们很严肃的进入会场,有的代表心中都扑通扑通的乱跳,准备去经历从来未有经历过的一件大事!”经过仔细观察,记者以丰富的细节再现选举场景,传递出群众当家作主的激动心情和振奋精神。

正如稿件结尾所写——一位农救会代表这样说:“咱们庄户人老辈里就受冤屈,老辈是有种的,敢干的,都出不了头,可是今天咱们能出头啦!”这鼓舞人心、振奋人心的声音,通过大众日报,传向更远的地方,激励更多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汇聚成向前的力量。

据了解,我省记录“豆选”相关场景的史料相对较少。大众日报这两篇报道为后来者“重见”当时之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众新闻记者 刘一颖 王兆锋

视频 王兆锋

设计 巩晓蕾 马立莹

编辑 黄露玲 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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